复旦大学郜元宝教授去年荣获鲁迅文学奖,他的“第一所小学”,如一阵春风,使我们想起远去的童年与永恒的乡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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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资料图片)
1971年夏,未满六周岁的我就跟着四姐上小学了。
这自然并非因为父母看我特别聪明,觉得应该像如今的神童神兽们那样,应该尽早开发智力,否则白白浪费一块好材料,输在人生的起跑线上。
我敢说,当时任何一位农村家长都不会有此非分之想。小孩不管是否可造之才,将来当农民修地球是无疑的。上小学乃至中学,意义都不大。顶多识几个字,会打算盘,将来“找关系”,兴许能给生产队做会计、仓库保管员、驾驶手扶拖拉机,或者去大队或公社的砖窑厂给烧窑的师傅当下手。
之所以叫我上学,不图别的,主要是“管管水”,免得大人们披星戴月,在生产队的田间地头干活,半大小孩“犯猴”(顽皮),不慎溺死在门前屋后的大小水塘。这种悲剧每年都会发生好几起,很不利于农业劳动力的良性增长,也有违歌里唱的“社员都是向阳花”“我是个——公社的——饲呀么饲养员哦呵哟”那种昂扬幸福的旋律。
总之,生产队既然办起了初级小学(一至二年级),只要老师点头,差不多年龄的小孩都可以报名上学,我便是其中的一个。
但我的很早上小学,还有另一层原因:大我四岁的四姐迟迟不肯下地干活,要求“念几年书”。父母就给她一个条件:“念书”可以,必须领着我去学校。严格地说,四姐才是小学一年级正式学生,我只不过是“跟屁虫”,带有“旁听”“编外”的性质。
初级小学就设在本自然村的陈老师家。那时还没有大力推行计划生育,正常每家每户都子女众多,但农村人口基数仍然很低,一个自然村也就稀稀拉拉十来户人家,村与村之间往往间隔着大片空地。下雨落雪,大家都关起门来猫在家里,村头地尾,顿时人踪寂灭,天荒地老。说来惭愧,直到四五岁,我都没敢跑遍整个村子。上小学前某个下午,独自去嫁在本村的二姐家玩,也就相隔五六户人家,回来时居然迷路了,哭得一塌糊涂。所以我上小学,一开始必须由四姐领着。
陈老师是村东头第一家,距离更远。跟着四姐上学第一天,差不多就有出门远行的感觉。
陈老师丈夫是退伍军人,军阶不高,供职于“县上”农资公司“吃公粮”,很少回家。在乡下人眼里,他就是活神仙了。不知何故,回乡劳动改造两年。但他身材高挑挺拔,大背头梳得一丝不苟,衣着考究,国字脸,剑眉倒竖,鼻直口方,嗓音洪亮,天生一副“国家干部”的坯子,谁敢“改造”他?陈老师本人属代课教师,子女都是农村户口(小儿子“史解放”跟我同班),但她家生活条件绝对好过左邻右舍。土改照顾军烈属,又分到砖墙瓦顶的大房子,全村独一份,有个带窗户的小间连着堂屋,平时基本空关。
这就成了我们自然村的第一所初级小学。
幼年患过小儿麻痹症的陈老师腿脚不灵,刚又怀上第N胎,“三不知”偏头痛,需卧床休息,或者头上扎根头巾。在自己家里教书,而且一二年级混合班就放在一间教室里,这对她和学生可谓两便。
2
但陈老师天性喜静,小学生们总是闹哄哄。矛盾很难解决。有时陈老师不舒服了,回卧室躺一会,就布置我们自己读书——
“保持安静,不许吵闹!”
安静不了多久,小小教室就开始“浮塘”(养鸭术语,形容鸭群上岸,争先恐后,一片喧闹)。陈老师少不了又要扎着头巾,披着外套,气愤愤冲进来,手拿一根充当教鞭的细竹枝猛烈敲击教室的木门。这就又恢复了片刻宁静。
说是小学,学生只有十来个,教员仅陈老师一人,包揽语文、算术、体育三门功课。她当然不会教我们任何体育项目,只是每天上下午放大家在她家门前的空地上随便玩。全村没有一块手表,陈老师却有一座三只脚的闹钟,可以拎在手上。体育课玩多久,由她“看时间”决定。碰到下雨天,就在教室和堂屋里玩(吾乡方言叫“lie”)。
“lie”对应哪个汉字?请教过几位“吴方言”专家,回答都不得要领。
我老家安徽省铜陵县和平乡(现与另外几个乡合并为“西联乡”)紧靠长江南岸,有一大一小两片“圩区”,居民说话算不算“吴方言”?从历朝历代复杂的移民史来看,恐怕不能一概而论。就拿基本人称代词单数来说吧,“我”的发音介乎“爱”“牙”之间(靠舌根与后颚摩擦,只能用汉语拼音勉强标记为ai),“你”发ng音,都有些吴方言特点。但“他她它”一律发hei音(与英语“he”完全相同),据说只有山西某处才这样说,跟“吴方言”相差十万八千里。查黄山书社1993年版《铜陵县志》,东晋义熙年间(公元405——418年)大批山西流民为逃避北方战乱,进入铜陵县境内。这是本地历史上1950年之前最大的一次移民潮,“hei”音或许来源于山西?我问过山西的朋友Y君,一贯严谨的Y君大摇其头,说山西各地方言千差万别,“难说,难说,实在难说!”
方言问题太复杂,姑且按下不表。且说有一次,陈老师出门办事,要我们熟读刚教过的几篇课文。但史解放一时兴起,带着同学们穿过堂屋,参观他家内室。
村里其他人家都是土墙,草顶,一拖三间,中间堂屋,左右两间卧室,屋前屋后随便加个小间,就是厨房。有些人家干脆就在堂屋烧饭。相比之下,陈老师家实在太大了!光卧房兼储藏室就好几间,另有不少曲里拐弯的过道。有些过道还装着十分稀罕的玻璃窗。曲径通幽,光影交错,很适合捉迷藏。
几个胆大的还搬来梯子,爬上徽式木结构平房用隔板架出来的“二楼”。据说必须猫着腰匍匐前进,否则会碰到屋顶。从神秘的“二楼”爬出来,他们一个个满身灰扑扑,很难掸干净。我庆幸自己是乖孩子,身上干干净净,但看那几个“神头鬼脸”到处乱窜,又很羡慕。
正玩得不亦乐乎,陈老师包着头巾回家了。一声顿喝,十几位“不乖”的同学陆续钻出角角落落,回到做教室的那个小间,装模作样地朗读起来——
“我爱北京天安门!”
“红太阳光芒万丈!”
“学习雷锋好榜样!”
“鱼儿离不开水呀,瓜儿离不开秧!”
3
不知道史解放事后受到怎样的惩戒,只记得陈老师当场罚我们大家挨个站到黑板前,背诵她出门前布置“熟读”的几篇课文。本来只要求熟读,临时改“背诵”(连“背诵”也是新词),结果可想而知,绝大多数同学都“背”不全,包括年龄最大的四姐。
但陈老师并没有为难我和四姐。“背”得差不多,就放回家去了。陈老师做过我父亲的学生,一向比较照顾我们姐弟二人。
这就需要简单说说我父亲的情况了。
父亲于1950年代初“高小”毕业,当了“国家(公办)教师”,方圆十几里(半个公社)都有他的学生。1958年前后,因为家里人口多,教师收入换不到足够的“工分”来“分口粮”,又害怕被频繁的运动所波及,就从学校“退职回家”(说好了可以随时返回教学岗位),农闲时做泥瓦匠,农忙则下田地干活。
但我们那儿几乎没有农闲。临江“小圩”是旱地,适合种植棉花、玉米、小麦、芝麻、黄豆、花生、红薯等多种经济作物。有些低洼处还被勤劳的“社员”们改造成水田。为防止长江决堤而修建的“大圩埂”以内则全是水田。除少量“自留地”给“社员”们种菜,其余一律种双季稻。因此,吾乡农民一年四季都很忙碌,就算寒冬腊月,也经常被集体动员起来“兴修农田水利”,特别是坚持十几年在冬季开挖整治与东边另一个公社相邻的“顺安河”。文弱书生的父亲就这样被改造成了标准的农民,既赢得村民们的敬重,也收获不少怜悯和叹息。到七十年代末,我读五年级下学期了,父亲才以“民办教师”身份重执教鞭。无奈因年龄和其他种种“困难条件”,最终也未能“转正”。
父亲那一代“民办教师”的命运,基本都写在刘醒龙小说《凤凰琴》里了,不必赘述。单说陈老师那天大动肝火,四姐和我靠着父亲这层关系才躲过一劫。另外十几位同学最后是否“背”出来,不得而知,反正都在晚饭之后才回家。回家也不许吃饭,还要继续接受父母们的训斥。有几位第二天到学校,脸上明显带着受过皮肉之苦的痕迹。
陈老师这么一“立威”,大家都开始怕她了。但四姐不久退学,并非因为怕陈老师。家里太缺少劳动力(严格地说太缺乏只能靠劳动力才能挣来的“工分”和“口粮”),她必须中途辍学,下地干活了。
我们一家八口,除年迈的祖母、母亲、我、小妹,每天下地干活的有四个(父亲、两个很早就做了“壮劳力”的哥哥以及后来加入的四姐),“劳力”数量居全村之冠。母亲操持家务,逢到“开河”“抗洪”“抗旱”“双抢”,也必须下田地干重活。但一年下来,“工分”仍然不能换来足够的“口粮”。虽然模模糊糊知道个人和集体均须上缴数量可观的“公粮”,但每年青黄不接,我还是无师自通地得出结论:都是因为家里“劳力”太少,我也应该早日成为“劳力”,这样就不会饿肚子了。
或许因为我一向身体较弱,或许因为我家“劳力”并不少,甚至已经抢了别人家的“工分”,所以直到上初中之后,生产队才允许我在寒暑假参加集体劳动,拿“壮劳力”四分之一的“工分”。尽管我偶尔也逃学,但始终未曾脱离学校,是全家一直“念书”的人,难免要被视为“吃干饭的”,尤其在陆续离开学校而成为“劳力”或“壮劳力”的昔日同学们眼里,几乎就属于可鄙的异类了。
四姐退学,我落了单,不仅必须独自扛着平时由四姐扛的板凳上学(陈老师家坐凳不够),还必须接过四姐打了无数补丁的一只花布书包,每天斜挎在肩,既吃力,又害臊。
更有甚者,不知道是大人疏忽,还是实在穷得缺针少线,我和邻居“学庆你”在小学三年级从陈老师家转到大队“完小”之前,一直穿开裆裤(冬天也是开裆的棉裤),经常被同学们当作笑料。往返学校的路上,还有不怀好意的大人将开裆裤掀起来,笑嘻嘻地拿手拨弄。
是可忍,孰不可忍?我于是坚决要求退学,却又不好意思说出理由。就这样委委屈屈,勉勉强强,“别别脓脓”(老大不情愿),总算在陈老师家读完了最初两年的小学。
这个阶段学到了什么?完全记不起来了。最鲜明恒久的印象,只有在陈老师家门前“上体育课”(“瞎lie”),史解放带我们参观他们家内室,以及陈老师的严厉,她的包头巾,她的动辄敲击门板的竹枝教鞭,还有那些谁也不能令她满意的“背诵”。(郜元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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